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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解说词(下)  
吴江旅游网 发布时间:2007-7-12 10:48:03 点击数: 来源:
   

 

       第六组  其他类
       1、 金器
       黄金,华贵雍容,色泽优雅,从古至今受到人民的珍爱。早在相当于夏代的时候中国的西北和北方地区就已出现了金环、金耳饰等黄金饰件,商代晚期在西南地区开始出现了黄金的饰品。与西北和北方地区将金作为装点身体的饰件不同的是,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当时主要是以黄金制成金箔片,然后再与其他器物相结合,一般是包、贴于那些器物的表面。从金沙遗址发现的金器残片看,一部分金器的背面都粘附有铜锈,三星堆的金面具有的也是直接包裹于青铜人头像上,表明古蜀时期,在贵重的青铜器上又装点了更为稀少与珍贵的黄金,充分表现出古蜀人对黄金的珍爱与推崇,说明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甚至是超过了青铜器,具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这一点与此时期西北及北方地区仅以黄金做为装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
       这两件鱼纹金带大小相同,尺寸相等,纹饰相同,推测为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器物。两条金带的表面对称刻划着两条尾相对的鱼,强调了图案的对称性。鱼的形象凶猛,形状奇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嘴前有像鸟一样的长喙,喙前端上勾;二是眼睛呈梭形;三是鱼身无鳞甲,只刻划几道水波状短线。这条怪鱼,与刻划在其它金器上的鱼的形象不同,甚至在今天,我们也未曾见过这种怪鱼。有学者认为怪鱼实际上是鸟的喙部和鱼的组合,称之为“鸟首鱼纹金带”。并认为古史文献中的“鱼凫”有可能是一种鸟首鱼身的动物,创造和使用这种图案的古族可能包含两个分别以鸟和鱼为标志的氏族。另有学者认为是怪鱼的形状及体征比较接近于今长江中的一种珍稀濒危动物--白鲟,白鲟最大者体长7米,重达1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体表光滑无鳞,性情凶猛,因其吻部特别长,俗称“象鼻鱼”,因而称之为“双鲟金带”。进而认为鱼纹金带在祭祀活动中有镇压水怪的作用,是一种祭祀法器。
       这些鱼形金箔整体像一片柳叶,头端有一孔,正面錾刻有叶脉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鱼刺纹,图案不对称。鱼形金箔为整体锤揲成形,成形时应垫有模具,再用切割技术修剪边缘。这种器物曾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不少发现,它们都是做挂饰来使用的。体现出古蜀人对鱼的崇拜,也说明了鱼在古蜀人的生活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古文献中有几条关于硬蜀与鱼关系的记载,可做参考:《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此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华阳国志 蜀志》: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C,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
       这几件金箔的外形基本一致,可能有相应的成形模具。从总体造型和细部特征看,金箔的外形为很像是青蛙或蟾蜍,因此,将其定名为蛙形金箔。在三星堆遗址中曾发现了一件圆雕的石蟾蜍,是一件写实作品。实际上,蛙纹图案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已有大量发现,从东到河南,西至甘青的广大地区都有数量众多的蛙纹彩陶出土。远古先民为什么会对青蛙或蟾蜍如此崇拜呢?学者们对大量的实物资料和民间传说进行了研究,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1)蛙的肚腹浑圆,极似孕妇的腹部形态;蛙产子繁多,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因此,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鱼蛙纹彩陶纹样,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举行“鱼蛙祭”以祈求生殖繁盛的习俗。在广西左江的岩画上也有生殖崇拜的蛙祭舞蹈图像。(2)蛙对天气的变化非常敏感,通过蛙鸣声音的变化可以预知雷雨是否即将来临,天气是否大旱等。这无疑引起了先民的想象,认为天气的变化是因蛙叫而引起的,进而对蛙产生了崇拜。祭蛙求雨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祭祀习俗。有学者指出,早“在甲骨文中即见有祀虾蟆以求雨之记载”。这一习俗在汉代仍十分盛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十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直到今天,居住在广西红水河上游地区的壮族还有一盛大传统节日----祈雨的蛙婆节。(3)月亮的盈亏圆缺,这一自然规律在古人们看来,就如同蛙(蟾蜍)的肚腹可以膨大缩小一样,于是,他们认为月亮中有一只神蛙(蟾蜍),是由于神蛙肚腹的伸缩而引起了月亮盈亏的变化。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月中有蟾蜍的记载,如《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骏乌,而月中有蟾蜍”。这种观念在汉代已经非常普及,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上,作为东方的太阳内有三足乌,作为西方的月亮内有口吐云气的蟾蜍。类似的题材还广泛见于汉代的壁画及画像石上。可以推测,月中有蟾蜍的观念的萌生和出现应大大早于秦汉时期。金沙遗址的蛙形金箔和三星堆遗址的石蟾蜍的功用或许就在于此,反映了古蜀人的宗教哲学思想:生殖崇拜、祭蛙求雨、月亮崇拜。
       这种圆形金箔体量极小,因有圆孔,推测也是要悬挂或附著在其他器物上使用。
       这件喇叭形金器在出土时与一件完全锈蚀的铜器粘连在一起,很可能是装饰在某种铜器上。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喇叭形铜器,形制大小与喇叭形金器基本一致,并且在顶部都有一小孔。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一种喇叭形铜铃,其体量只有金沙遗址喇叭形金器的一半。喇叭形金器究竟是铜器上的附件,还是一件与铜铃相当的金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金盒整体锤揲成形,成形时应垫有相应的模具,器表作过抛光处理。该件器物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件金质类容器。它的出土对于认识先秦时期古蜀金属工艺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金三角形器这件金器在国内还没发现过,也没有发现过与此器型相同的其它材质的器物,其功用不清。但从形制特征看,三角形金器应是包裹、镶贴在某种器物之上。
       金几字形器器呈“几”字形,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器身附有铜锈。整器作抛光处理。此器为先秦金器品种中的新形制,尚无可与之对比的相同材料。从器身保留的铜锈推测该器应包裹于青铜器上使用。
       2、 铜器
       在先秦典籍中,被称为“金”的东西,大都并不指黄金,而是指铜这种物质。铜与黄金、白银一样,在古代都是来之不易的稀有之物。其用途也非为寻常,多用于“国之大事”即制造战争武器与制作宗教礼器。金沙遗址现已出土青铜器1300余件,大多为小型器物,现在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大型器物。金沙铜器从种类与造型上明显体现出是在三星堆铜器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1)立体青铜饰件组(铜眼睛器、铜鸟、铜牛首、铜龙形器、铜虎、铜兽头、铜镆头形饰件、铜螺形器、铜喇叭形器、铜蝉形器、铜桃形板)
       铜眼睛器:“眼睛”是古蜀人特别崇拜的对象。神话传说蜀人祖神烛龙之双眼可支配人间明晦,而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是“其目纵”,古文字中“蜀”字造型亦特别突出眼睛意象,三星堆更出土了大量铜眼形器等。金沙遗址铜眼形器出土,是古蜀文化自身文脉传承之明证。其中勾状眼形器造型既是大眼,亦似钩喙翘冠的鸟形象。镂空的眼睛形器更具有神秘诡异的宗教色彩。对眼睛的神化,实际上是古人内心期望的延伸与扩张,表达了其渴望认识宇宙的崇高精神。古蜀文明的“眼睛崇拜”现象,是中国考古独一无二的发现,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铜鸟: 鸟的造型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最为常见。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发现了许多铜立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尤其引人注目的那棵通天神树上站立着的九只青铜立鸟。金沙遗址铜立鸟的造型与三星堆神树上的铜鸟大体相类似。金沙遗址里还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其上刻划了四只围绕太阳飞翔的神鸟,一件带柄铜璧形器的两面也铸有三只展翅欲飞的神鸟。在中国古代,鸟一直被视为吉祥的化身,它负载着人类的美好希望,成为沟通天地间的使者。这两个遗址出土的众多鸟类文物,充分说明了鸟崇拜在古蜀人的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说是古蜀人祖先的柏灌、鱼凫都是以鸟来命名的,其中还有一个叫杜宇的王在死后化为了杜鹃鸟。在古文献中还有周成王大会诸侯时,蜀王向周王朝进贡了一只花纹美丽的鸟的记载,可见古蜀人还把鸟作为进贡和交往的信使。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与故事表现了古蜀人与鸟的亲密关系,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些铜牛首栩栩如生,富有极强的装饰性。此类牛首常出现于商代至西周之际大型青铜容器肩部或作为提梁卣两侧的装饰,商周时期成都平原最为流行的大型青铜容器是尊和?,我们推测该牛首即是铜尊或铜?肩上的立体附件。金沙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完整的大型青铜礼器,但大量青铜礼器附件的出土,预示着金沙遗址一定有大型青铜礼器的存在。
       这件龙首形器,圆眼、张口露齿,造型简练,形象细腻而又夸张,不同于其他地方所出的龙形装饰,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这种器物平面呈弧形,推测可能是镶嵌于某种柱状器上面的饰件。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最古老、最受追捧的一种神异动物。具有神力而又变化无常的龙,向上可达于天,向下可入于水,其造型是一个多种动物形象的复合体,并逐渐成为神灵与权威的代表,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古不变的艺术主题,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但不同的区域文化中信仰龙的意识及有关它的艺术创作形式又各有不同。
       这件铜虎巨头、张口露齿、昂首怒目、双耳竖立、长尾上翘,两脚呈行进状。铜虎的表面凸起为高浮雕,中间留有凹槽,背面中部有两个小环形钮。从器身背面的环钮看,此器系悬挂或固定于某处上使用。此器造型与1995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出土的一件铜虎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后者要大一些。金沙遗址的铜虎在出土时周围有一些绿松石片,因此推测它可能与三星堆铜虎一样,也是在器身凹槽上镶嵌绿松石片作为装饰。两者完全相同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应是古蜀人自身文脉传承的具体表现。
       铜螺形器:整个器物呈逆时针方向盘旋而呈螺壳形,中间凸起。盘曲的最外端呈尖突状,因盘旋而形成一道凹弦纹。由于凸面是暴露在外面,因此在制作时进行了抛光处理,表面虽粘附有一些铜锈,但仍显得十分光洁,而另一面却较为粗糙,还留有制作时的残留物。螺形器器壁较簿,似不可能单独使用,极有可能是某种较大器物上的装饰物。此类器物在金沙遗址中有多件出土,在其他遗址内则极其少见,目前仅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斗笠状白陶器和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葬中出土的“蜗旋状器”与之有某些相似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它是金沙遗址的一种特别器物。
       铜?头形饰件的兽头奇特乖巧,头上立有一对大圆耳,很像一种被称为 “?”的动物形象。颈后连一根横梁,梁后部残断;颈下还有一环,环上再套着一环形钮,钮下残断。这类?形饰件通常装饰于公元前800年前后中原地区重要的青铜礼器--提梁卣的提梁两侧。经过测试,这件器物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数据与中原西周早期阶段出土的铜礼器一致,这就表明金沙遗址中可能有直接来源于中原的铜礼器。虽然目前金沙遗址内还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的大型青铜器,但从这个饰件的出土,可以看出金沙遗址内一定有此类器物存在。
       这件铜喇叭形器的外表面做了抛光打磨处理,内壁却非常粗糙,还残留有少许朱砂。金喇叭形器也是这样,器表作了抛光处理,内壁与一件完全锈蚀的铜器粘连在一起。这说明铜喇叭形器的外表是显现在外,而内壁是看不见的,很有可能是某种大型铜器上的附件。
       铜璧、铜方孔形器
       这两种器物在金沙铜器中出土数量最多。铜有领璧形器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都有大量出土,出土的地点都在祭祀场所,形制与有领玉璧相近,它的功用可能与有领玉璧一样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铜有领璧形器目前在国内其他区域尚未发现,可以说这也是古蜀文化中非常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的一类器物。
       这件带柄铜璧区别于其它铜璧的地方就是环面较宽,环缘外突起了一个短柄,制作精细。器物环面近边缘处有两道同心弦纹,在弦纹与孔壁间刻划出三只形状相同,首尾相接的鸟纹图案,鸟颈前伸,翅膀展开,腿向后伸,表现的是鸟正展翅飞翔的状态。经过观察这三只鸟纹是在器物铸造完成之后刻划上去的,线纹曲线十分优美、流畅。突出的短小柄部可能是插入某个基座上的榫头,这样璧形器两面的纹饰都能被看到。有人认为,这件铜璧形器中间的圆孔象征太阳,再加上环面上的三只鸟,构成了“三鸟绕日”图案,这与太阳神鸟金箔上的“四鸟绕日”图案相类似,反映了金沙人对太阳与鸟的崇拜。对太阳和鸟的崇拜与信仰在三星堆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强烈。
       方孔形铜器中间方孔凸起的一面制作较规整,另一面则十分粗糙,方孔边缘凸凹不平。这类器物由于没有开出刃口,不可能是实用的兵器和工具,应是附着在其它器物之上的附件或者为单独使用的饰件,使用时凸起的一面为正面。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也出土了很多这种方孔形器,而国内其他区域尚未发现类似的铜器。这类器物由于都是出土在与祭祀有关的场所,推测可能还是属于礼仪性用器。
       (1) 铜戈、铜锥形器、铜璋、铜钺
       铜戈是商周时期最常用的兵器,但这件铜戈没有锋利的刃部,刃口也无使用痕迹,加之器型较小,不具有兵器的实用功能,而是专用在祭祀或其他宗教礼仪活动中的礼仪用器。有学者更明确地把这种戈称为“舞戈”,认为它是祭祀仪式中舞蹈时使用的道具。这种锯齿形青铜戈目前还只见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中,应是古蜀文化的特色铜器之一。
       铜璋、铜钺形制较小,应是象征性物品,作为明器使用。
       (2) 铜铃、铜挂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铃大多形制简单,中间多无铃舌,两侧有的有翼,有的无翼,体型都较小,保留了较多的铜铃早期特征。这种形制的铜铃最早出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三星堆二号坑也出土了43件铜铃,很多铸造精细,有的还有复杂的纹样,不过在形制上与金沙遗址的有较大差异。铜铃的铸造是由两块范浑铸而成,在器物两侧可清楚的看到一道铸造披缝。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铃在铸造时,浇口一般都在两翼处,因此推测金沙铜铃的铸造方法可能与之相似。关于铜铃的使用方法,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的铃挂架上显得一清二楚,就是将铜铃悬挂在铃架的中央,周边的架圈上悬挂三件或四件形制相同的挂饰。金沙遗址铜铃的使用方法当与三星堆的相同。金沙遗址出土了许多小型的铜挂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呈圆形,有的呈圆角方形,有的呈多边形。装饰上有的在圆周边缘伸出几个齿状饰,有的在器体两侧做出突起或长方形的双翼,有的则在表面留出几道扇贝样的凹槽。
       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100余各类挂饰,它的使用方法是:将挂饰悬挂在铃架架圈的挂钮(或挂环)上,每个铃挂架上悬挂三件或四件形制相同的挂饰,在铃架的中央还悬挂一件铜铃。铃挂架的提梁顶上还有一环钮,应是供悬挂之用,有人认为铃挂架是挂在青铜神树的树枝上。那么,这些铜挂饰就是青铜神树上的挂件之一。金沙遗址的铜挂饰的使用方法当与三星堆的相同,虽然金沙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铃挂架和青铜神树,但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铜挂饰的出土,说明金沙遗址中极可能也有像三星堆那样的大型青铜神树或相类的东西存在。
       3、石跪人像、石虎、石蛇、石鳖、石璋、石钺
       石器由于它来源广泛,便于就地取材,从原始时代始就被人们广为使用的。金沙遗址发现了1000余件石器。品种主要有璋、璧、钺、斧、锛、凿、跪坐人像、虎、蛇、龟等。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时代较早、制作最精的石雕艺术品。
       石跪坐人像是金沙遗址最有特色的文物之一,目前已出土12尊,造型大致相似。表现的基本都是被捆绑的男性的裸体跪像。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鼻梁高直,大鼻头,大嘴巴涂有?砂,耳朵上有穿孔,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发式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腰间。人物形象丰满而传神,面部表情作惊恐状。石人大多雕刻细腻,有的头顶的发丝清晰还可见,眼睛的眼珠和瞳孔都精心雕刻。
       石跪坐人像的用途:在中原地区,商王朝和西周王朝的国王和高级贵族们在重大祭祀活动中都要用活人祭祀,通常将这种把人像牛羊猪狗等牲畜那样作为供奉给神灵的祭品称为人牲。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在商代甲骨文中有明确记载的人牲数量就近15000人,实际上,商代用于祭祀活动的人牲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量。金沙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该遗址的祭祀活动区内,有的与石蛇一起埋藏,有的与石蛇、石虎、石璧等有规律地摆放在一起,这一切迹象说明石跪坐人像是特殊的祭祀用品。与中原殷商王朝祭祀活动中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较,金沙遗址大量出现的是用石雕人像代替活人祭祀的现象,在这一点上,似乎偏于西南一隅的古蜀国祭祀方式可能较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
       雕刻工艺:金沙石跪坐人像的雕刻手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丰满而传神,在雕刻技艺上简练而娴熟。人像是以头顶发际、眉弓、鼻梁、双腿之间为构图的中轴线,这样使整个石雕显得匀称;人物面部肌肉凹凸明显,增强了立体感。人物充满了感情色彩,他们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五官的不同处理中反映出来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人物眼睛多用彩绘形式描绘,个别的也用刻划的手段,有的是两者相结合。耳垂上都有穿孔,顶发中分,脑后的发辫以细线刻划,绳子上凿出凹槽以表现绞索状。人像身躯刻划简略概括,省略了肌肉骨骼的细部,但肩膀、双臂、双腿、臀部转折圆润光滑,无明显的块面感,充分显示出人物体魄的健壮和饱满。人像雕刻的重点是细腻刻划头顶上奇异的发式、脑后的发辫、绑手的绳索;渲染的是人像的跪姿及被反缚着的双手,其目的在于要交待这个特殊人物的身份与地位。
       疑问:石跪坐人像怪异的发式,以及被反绑的双手,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的兴趣。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族属是什么?他们的用途何在?有学者认为石跪人是氐羌人的形象,它的形体“正面看上去很象甲骨文的羌字。”另有学者认为金沙遗址中石跪人与石蛇一起埋藏,让人联想到“蜀”字,古文字中的“蜀”字就像一个大眼的立人和一个虫形动物构成,从此推测金沙王国就是四川古史传说中的蜀国。也有的学者根据古文献记载认为这种跪坐人像是为求雨而献身的巫师形象。还有的人认为金沙跪坐石人头顶的发式和背后的发辫,还有那被紧紧捆住的双手,跪坐的姿态与三星堆青铜立人、跪人、金沙青铜立人大相径庭,并从石跪人面部呈现出的深切地悲哀和无奈的表情以及他们那怪异的发式与手势推测极可能表现的是战争的俘虏或奴隶的形象。金沙这批造型相近,雕刻手法相同的石跪坐人像的出现,说明当时金沙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可能已经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在大批量的生产这种专门用于古国祭祀活动的特殊产品。
       石虎:金沙已发现的立体圆雕的石虎共10件,均被塑造成伏卧状,虎直颈昂首,前肢前伸,后肢向前弯曲卧于地上,虎口大张,虎口内、眼睛、耳部、胡须上都涂有鲜艳的朱砂。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引《世本》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巴氏子务相……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因此过去研究巴蜀历史的学者们常把虎与巴人联系起来,认为巴人崇虎,虎可能是巴人的图腾。此外,在其他一些史书上还记载着当时西南地区的“?人”“夷人”等也是崇虎的部族。从考古发现看,在三星堆遗址里不仅出土有石虎,还发现了金虎和铜虎,金沙遗址也出土有铜虎、漆虎和石虎;在此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铜器上铸有大量的虎纹图案。由此看来,虎的崇拜不仅仅是巴人所特有的习俗,实际上,“森林之王”很可能是远古先民的共同崇拜物。有趣的是,金沙发现的石虎尾部都有一个圆孔,有的孔内还留下涂抹过胶状物质的痕迹,有的孔中还有木头腐朽的痕迹,这就说明石虎臀部的小圆孔不是肛门,而是用来粘接东西的,在祭祀区一个礼仪性堆积(刚才看到的19号遗存)中发现了石跪坐人、石虎、石蛇、石璧和几件弯曲的石器埋藏在一起的情况。这几件弯曲的石器的外形像一个长长的逗号,一端较细,内卷,另一端要粗一些,有一圆孔,圆孔的大小与石虎臀部的圆孔相当,其中一件器物的圆孔中还残存一些木屑和胶状物质。经分析研究,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虎尾。虎尾的粘接方法是:在像木头一类的榫头上涂上粘接剂,一端插入虎尾根部的圆孔中,另一端插入石虎臀部的圆孔中。那为什么虎身和虎尾要分开制作呢?这可能是因为虎尾较细长,在雕琢时容易发生断裂,如果与虎身一起雕琢,既费工又费料。这让我们不得不叹服金沙人的聪明智慧与创造力。实际上,金沙遗址出土的每只石虎的臀部都留有一个圆孔,很可能每只石虎臀部处都粘接有向上内卷的虎尾。
祭祀区还发现了一些石蛇。这件石蛇呈盘曲状,其身中部一条凸起的脊棱从头至尾,曲绕的蛇身还组成两个椭圆。蛇头呈三角形,微昂。眼睛圆睁,蛇芯上卷至头顶。扁形嘴部大张,内涂鲜艳的朱砂。头部上再以红黑两种色彩勾勒出的眼睛,中间眼仁部分间之以白色颜料,蛇后颚亦用朱砂对称的画出两道翻卷至头顶的纹饰。整个五官被渲染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这类造型的蛇线条流畅圆润,构图简练,整体形象富有立体感和强烈的动感。
       (参考资料)以往的考古资料中在陶器、铜器上见到蛇的形象较多。1978-1980年考古学家们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中,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前的一件彩绘陶盘,其内壁上精心地用红、黑两色绘出一条蟠龙的图案,它的口中长满利齿,身躯上自中脊两侧遍体覆盖朱墨相间的大片鳞甲,环曲蟠蜷的身体,构成神秘而庄严的氛围。该图案实际上绘的是一蛇首蛇躯,口中吐信的动物,应为龙山文化时期蛇的写实作品。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的二里头时期的陶鼎残片上,“鼎的腰部饰一条绕鼎一周的陶蛇,蛇身由一根泥条盘成,蛇首贴住蛇尾”。蛇纹在偃师二里头二、三、四期的陶器中也较为流行,多为S形,头作扁圆状,双目竖立,身躯卷曲的造型。商周两代陶器上仍有蛇纹出现,同时在青铜器上蛇纹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装饰纹样。在殷墟二期铜器上蛇纹有时被设计成盖纽或提梁,有时又出现在鸟的双翅上,作蟠卷状。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的铜器上见有独体的蛇,双眼突出,身躯粗壮,中部向下弯折,身上有鳞,尾上卷,每一条蛇就组成一个纹饰单元,以数个头尾相接横向组成带头纹饰。在三星堆二号坑中亦出土10件铜蛇形器,蛇形器身躯大多呈S形,为蟠曲状,头微上昂,头上有耳、长眼,眼球呈圆形凸起,尾上卷,蛇身上还装饰有菱形云纹、羽翅纹、卷云纹,有的腹部还饰有鳞甲。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之时在青铜器上出现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蛇,相互蟠绕构成一个纹饰单元,再重复出现,布满器表的蟠虺纹。最常见的蟠虺纹图案通常是由两条小蛇按斜角方向纠结成双8字形,又有一条小蛇按另一斜角自弯成S形(或两条小蛇以尾相连构成S形),被叠压于双8字形下。战国早期还有由一条小蛇自身弯曲成S形,并且向上下左右延展重复出现,密布于器物表面的纹饰,通常也被称为蟠虺纹。在安徽巢湖大城墩西周墓地M1中发现一件陶蛇,摆放在死者身旁,造型逼真,但身躯不全。石质雕刻的蛇考古材料中少有发现,殷墟出土大量石雕动物形象,独不见蛇的造型。
       广汉三星堆遗址中至今也仅见这一件石蛇形器,金沙遗址祭祀区里出土的10余件石雕蛇应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美的圆雕石蛇的形象。古史中早有“巴蛇吞象”的传说,说明四川地区由于气候的湿润,可能常有巨蛇出没。在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山海经》里,蛇的形象则常与“神”、“神人”或英雄结合在一起。如作为远古神人代表的女娲伏羲以及“盘古”、“共工”、“共工之臣”等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山海经 大荒西经 郭璞注》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帝王世纪》“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山海经》中甚至还有“烛龙”、“烛阴”的怪异形象。《大荒北经》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海外北经》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其为物,人面蛇身而赤色。”这些记载都说明蛇同神、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认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就是蛇加上其他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是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则进一步认为这些所谓的“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众多的龙蛇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因此蛇的形象其实是与龙的崇拜紧密相连的。
       《山海经 海外西经》记“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还记有“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堡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说明蛇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可能起着较重要的作用。远古时期人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在同大自然较量的过程中,常常被各种凶禽猛兽所威胁。《韩非子五蠹》中曾记叙“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表明常常毒伤人类的蛇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神秘与邪恶之物,为人所畏惧。或许《山海经》中的这些神就是当时的巫师,他们正是借助人们对蛇的崇拜与畏惧,操蛇玩蛇从而成为时人心目中的英雄--神。于是蛇便成为巫师的工具,神的助手,作为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重要道具之一,在祭祀活动中,为巫师所利用,以达到震撼和掌控人心的效果。金沙石蛇出土时有的和石虎、石人、石璧伴存,有的只是石蛇和石人伴出,说明石蛇可能是古蜀国巫术活动中的重要物品,在宗教祭祀活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这件石鳖造型稚朴简洁,形象逼真生动,具有较为强烈的写意色彩。乌龟乃长生之物,是中国古代人民敬畏的一种动物。在远古时代,原始先民就已经将乌龟作为渴望长寿、寄托美好愿望的图腾崇拜。民间甚至还有乌龟是龙的儿子的说法。龟蛇崇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信仰之一。在古人心目中如同神灵般圣洁的乌龟,后来逐渐成为巫觋手中重要的巫术工具,作为卜问吉凶祸福的灵物。巫师通过在龟甲上钻孔,然后进行烧灼,再根据另一面的裂纹(兆)判断卜问事情的吉凶。
        这里还有一些石璋。这类石璋在金沙遗址祭祀区中出土较多,大多制作得较为粗糙,器表绝大部分都还保留着自然断面、切割面和打击时留下的疤痕,即使是磨制过的地方,也仅仅是粗磨。石璋的刃部均无使用痕迹,有的在阑饰的阴线纹中还涂有?砂,看来,这类石璋不是半成品,而是直接用于祭祀活动中的祭祀用品。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种石璋主要是在金沙遗址第一阶段的祭祀活动中使用,这时正是三星堆遗址的繁盛阶段。以后随着三星堆的衰落与消亡,金沙遗址的兴旺与崛起,石璋逐渐为选料精良,制作精美的玉璋等所取代。
        这件石钺造型明快简洁,花纹装饰清新朴实。这件石钺与1980年2月四川彭县竹瓦街西周窖藏内所出的14号青铜钺形制如出一辙,只是装饰花纹各不相同。与这种形制相类似的器物曾经在陕西城固地区铜器群中也有出土。很显然,这件石钺是仿铜钺制作的。
        4、卜甲
       在祭祀区的西部出土了19片卜甲。其中最大的一件卜甲长46.4厘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卜甲之一。龟甲上面布满钻、凿和烧灼的痕迹,这是古蜀人在龟甲一面先挖或钻出不透的孔,然后用火烧灼此处,另一面(正面)就会产生裂纹(兆),根据裂纹判断要卜问事情的吉凶,中国中原地区的商和西周时期都盛行这一习俗,并刻字记录,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甲骨文”。可惜金沙的甲骨上没有刻文字,在三星堆也仅仅发现寥寥几个符号,也没有发现文字。商、西周时期的古蜀国果真没有文字吗?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不过,像三星堆、金沙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而没有文字,的确是难以理解的。
       (第三厅结尾参考资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出器物已表明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古蜀族已有较高层次的原始宗教存在了。祭祀坑中的器物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可能是以燔燎、瘗埋、血祭和悬祭等方式组成合祭来祭祀天地、山川、迎神驱鬼和迎敌祭祀等,更有一些祭司、巫师之属的铜立人和铜人像。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曾谈到:“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掌握龟筮以进行占卜的僧侣中的“一部分实际成了掌管国事的政权操纵者”,宗教本身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巩固其政权的有效和日常的手段。金沙遗址大量礼仪用器集中的埋藏,频繁的出现,表明宗教祭祀活动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占用十分突出的地位,祭祀用品具有浓厚的巫觋因素特征,它们显然缺乏商周青铜礼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和地位分层的象征性,而较为突出的表现出 “沟通人神”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的特点。原始宗教理念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神教与礼教掌控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巫成为控制社会的主要人物,也是氏族的王和首领,是具有超自然神奇力量的人物,这从站立于高处的青铜立人像可见。各种质地、数量巨大的礼器与其他当时社会的稀有宝贵的器物,如象牙等一起既作为献予神灵的重要礼物,也是巫觋贯通天地神灵的媒介和工具。品类繁多、工艺精湛的金沙文物,不仅反映出金沙文明在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同时也向世人展示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之一域。

第四厅  《千年绝唱》
       此厅所呈现的展品,堪称金沙文物中最富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且最具神秘意味的秘宝重器。它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密码,存储着天地宇宙的信息,承载着先民虔诚的信念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凝聚着文明时代的神髓精气。向世人展示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
       (上台后左边第一组展柜)
       我们在这是看到的是几件精美的玉戈。这件白玉戈玉质润泽晶莹,制作细致讲究。器身中部都有略微突起的中脊,上下出边刃,在前端锋刃与边刃相接处各有一尖突。在近柄端的两面都有长方形方框,框内又刻划交叉菱形纹。其造型与商后期的妇好墓、甘肃庆阳的晚商玉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几件玉戈形制和纹饰都非常相近。这应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果,说明当时的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已有着密切地往来。这两件玉戈则是形体厚重、宽大,显得气宇不凡。而玉器上的沁色也非常丰富。
       刚才我们已了解到玉璋的一些用途,知道玉璋在古代是一种祭天、拜日、祈年等活动中使用的极为重要的礼器,还是权力和尊贵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件玉质温润的玉璋阑部(柄与身交接处)的装饰极为复杂,横视则为一卧伏状的动物形象:主阑为凸起的阔嘴兽首;阑间两侧各有两组齿突,构成兽身;附阑呈台阶状,构成兽尾。在器物两侧对称雕刻出的这对立体蹲兽,好似在互相对峙,形象生动,制作精细,器表打磨得极为光滑,复杂的阑部装饰显示出极高的玉器制作工艺。这件器物制作精美,工艺技术相当高超。
       这件玉璋的形状为平行四边形。过去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玉璋在三星堆二号坑中也有出土,被称为边璋,只是刻划的图案不同。这件器物两面分别用极浅的线条刻划出了两组对称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跪坐人像、两道云雷纹、四条平行线纹构成。人像头戴高冠,高鼻、立眼、阔口、方耳、方颐,身着长袍,双膝着地,左手持握肩扛器物。人像头部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极为相似。人像肩扛之物应是一根完整的象牙。肩扛象牙人像图案的发现,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金沙遗址的巫师们肩扛着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景,为我们记录下来了象牙在祭祀中的使用方法,所以非常重要。
       (左上第二组展柜)
       钺是先秦社会中象征君王政治军事权力,体现威武的仪礼性用器。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几件玉钺制作精工,品级极高,深刻地表现出其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
       这件玉钺其外形似璧,中有一圆孔,两侧出牙饰,刃部双面磨制呈连弧形,这类钺也有时被称为璧戚。这件玉璧戚形态别致,相似的器形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这类器形态渐向瘦长发展,制作也变得较为简单,连弧形四段式刃的作法在商代后期就已消失。此件玉器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早到夏代,或许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制品流传至金沙。从考古资料看,这种器类发现相当少,已发现的几例都出于墓葬中,墓主人身份、地位较高,一般选材精良,做工精细,可能具有军事权力的象征意义。金沙遗址目前所发现的众多玉器中也只有一例,同时这也是四川地区的首次发现,可见此类器物的稀有和尊贵。
       兽面纹玉钺在器物的两面雕琢有对称的上下两部分纹饰。上部纹饰以兽面纹为主,兽面纹由呈倒八字形的双角,外卷的尖耳,八字形的双眼组成,兽口中露出三组对称的利齿。兽面纹的外侧装饰变形夔纹,兽面纹下方有两条平行直弦纹。下部纹饰装饰在器身的两侧,由五组对称的卷云纹组成。该件器物的纹饰刻划手法多样,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玉工已能利用娴熟的技巧,创造出舒展、繁复的纹饰。两部分的纹饰线条均以双勾阴线纹为主。兽面纹的双眼、鼻尖、下颌、嘴部用双阴线勾勒,其眼部纹饰刻划线条中有“毛刀”(阴线反复琢刻,形成多道细如毫发的细线)现象。这种双勾阴线纹是商代后期玉器上普遍出现的线纹。此器在其兽面纹的四周还采用了减地的方法,即把阴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这样就使双阴线部分高出一些,从而形成浅浮雕的效果。从材质来看,该件器物的玉材来自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应为本地制作。但其上的兽面纹确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容器上的典型纹饰,很明显又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这件十节玉琮的玉质为青玉,晶莹体透。器物上大下小,器表分节分槽。全器共分十节,每节以器表的转角为中轴组成一个简化人面纹。阴刻细密平行线纹的长方形横棱表示羽冠;管钻琢出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眼睛和眼珠;长方形的短横档上有形似卷云纹的几何形图案,表示鼻子;下面分节的缺口部分表示嘴。整器共计四十个人面。这件玉琮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是在琮的一面上端线刻有一人形符号。人形头戴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这可能就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这人的身份或者是氏族的祖先神,或者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这件器物打磨平滑光润,器物制作十分规整。从形制、纹饰、琢刻工艺上看是典型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风格,与江苏寺墩3号墓、草鞋山198号墓和上海福泉山40号墓的年代相近,距今约4000年左右。从玉质上看,这件玉琮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它玉器玉质有显著的差别,可以认定其不是本地制作的产品。器表有较多的无规则划痕,人面纹的羽冠阴线多已不存,可能是长期盘玩结果,因此推测这件玉琮应是辗转流传下来的典型良渚文化玉琮。有两个疑问,一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时代为公元前2000多年,较金沙遗址早了整整1000年;二是金沙遗址与长江下游地区遥隔1000多公里,这件玉琮是如何跨越一千年的历史长河,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遥远路途,辗转流离,最后停留在金沙呢?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这件四节玉琮是由一块质地细密的上佳整玉琢磨完成,器表色彩缤纷,整体厚重,气势不凡,制作规整,加工精细,无论从重量大小还是制作的精细程度上看,它都是目前所见商周玉琮的精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是四川盆地青铜文化中自有玉琮的代表和典范。从纹饰看,它与十节玉琮有明显的不同。在每节上刻划九道平行直线纹,三道为一组,平行直线纹平直而规整,线条纤细而流畅。该器通体打磨光洁,内璧异常光滑平整,不见使用痕迹。刚才在第二展厅中我们已了解到玉器钻孔的一般方法。知道中国古代玉器的钻孔主要是用竹、骨、木、石等管、柱状工具加解玉砂蘸水不断在玉料上旋转碾磨而成。管钻由于依靠粗砂碾磨,常在孔壁留有螺旋状痕迹;两面对钻时,由于两面圆心定位的偏差,或钻孔不直,常在孔壁上留下错位的台痕。而这件重量达3981克的器物,中孔两端大,中间小,明显为两面对钻而成,但孔壁却不见对钻时常易留下的错位台痕,且内壁异常的光洁、平整和圆滑,我们仅在器一端的射孔沿上发现了两圈极浅的管钻痕迹,说明此器在钻孔完成后对内壁进行了精心的打磨。此件玉琮在形式上区别于以往所出的三代玉琮。它较多保留了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体形高大,分节分槽的风格,制作上又带有明显的商式玉琮简朴平实的作风。
       玉圭:圭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礼器。既是天地神灵、四方的代表,又是一种信物,有长短、大小、玉质的差异,也是象征身份等级的标志。《周礼》中曾规定不同等级人物在不同的场合,按用途的不同,使用不同质地和不同尺寸的圭。通常圭的形状较为简单,均为扁平长条形,分尖首和平首两类。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平首圭,其玉材选料精良,制作极为精美。器为墨色玉,器上还不均匀分布有若干丝状白色沁斑,其阑部刻划有数道细密的平行直线纹,线纹平直流畅,粗细匀称。整器制作极为规整讲究,说明此器等级较高。
       祭祀区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玉器,为目前国内首次发现。
       这件呈上大下小的梯形刻槽形玉器,正面刻划出五道上宽下窄的凹槽,槽间有脊;背面平整,以阴线刻划出边栏,两侧刻划装饰性短线。两侧边向内卷曲形成卡槽,卡槽上有8个小孔,器身上有6个大孔。这件玉器形制独特,通体打磨抛光,制作工艺极其精湛。目前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两件这类形制的器物,另一件仅刻槽形态不同,均为国内首次发现。经测试这一件器物每一刻槽的宽度和形态正好与这种玉剑的宽度与形态相吻合,初步推测可能是在器外封上皮囊一类的物质,作为剑鞘使用。玉质剑鞘应是高等贵族身份的象征,非一般人所能拥有。
       (右上第二组)
       这两件石虎是出土石虎中造型最为精美的。
       这件石虎是选用一块天然的蛇纹石化橄榄岩制作,其黑色石料上遍布的白色纹理正好利用来表现老虎身上的斑纹,是石虎中制作得最为精细的一件。
       石虎雕刻重点放在了头部的表现上,精细地雕刻出了虎的眼、耳、须和虎特有的“王”字斑纹;在虎的口内、嘴部、胡须间、头顶耳间涂满了鲜艳的朱砂,色泽艳丽,细部特征表现得十分细腻,充分表现了虎的威严与凶猛,狰狞与残忍。
       在虎的口内还能清楚地看到制作虎口时留下的两个管钻痕迹。看来,工匠在制作虎口时,不是用凿的方法,而是用管钻技术,最后再修整而成。虎的两条后腿突起,显得强劲有力。后腿间有两条小沟槽,恰好把虎的后腿的结构表现得清清楚楚。这充分说明古蜀人对虎是非常熟悉的。虎的形象整体看去,威猛而狞厉,自然而拙朴,在静态之中蕴藏着动感,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件石虎雕刻细腻,入骨三分,造型完美,是中国商周时期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精品。
        另一件石虎则体形硕大,头部高昂。张开的血盆大口喉部有一个管钻的痕迹,口中仍有鲜艳的朱砂,造型也是十分地威猛。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神秘的物品。
       这是一个金冠带。整件器物锤揲成形,金带上的纹样采用了錾刻与刻划相结合的工艺。纹饰錾刻在金带表面,由四组相同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条鱼、一支箭、一只鸟和一个圆圈。这条金带长约40厘米,宽2厘米,戴在手臂上长了,系在腰间又短了,最大可能是戴在头顶的。金冠带上的纹饰与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金杖犹如古埃及法老的权杖,金冠带犹如皇冠,这两件金器都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毫无疑问,这个组合图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金冠带与金杖纹饰内容的同一性,说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族属上可能具有同一性或连续性。
       在这个组合图案中,人头像和鸟是需要表现的主体,鱼是被射杀的对象,这一点反映了古蜀人的宗教思想。人头像很可能是古蜀人的一位极有声望的祖先,这位祖先因射鱼本领极为高强而成为崇拜的对象。祖先崇拜在古代的宗教、巫术、祭祀活动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的很多活动都要祈求祖先神灵的庇护。因此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个图案可能与古蜀国传说中的“鱼凫”王朝有联系。
       这件袖珍型的金面具高3.7厘米,重5克。人像圆圆的脸,圆圆的下巴,耳朵外展,耳面锤揲出耳廓线,耳垂有凹入但未贯通的穿孔。眉毛略略凸起,好似新月。鼻梁高直,双眼及嘴镂空,嘴成微张的形状,似乎还略带笑意,显得神秘而深邃。这件面具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出土的金人面罩极其相似,造型却更为精致小巧。这类金面具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几乎不见,它应当是商周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典型性的因素之一。面具,是一种戴在面部的物品,与巫术活动息息相关。近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证实,很多少数民族的巫师在祭祀、祈年、节日活动中,广泛地使用面具,以赋予自己与神灵沟通的能力,得到神灵的庇护。在祭祀表演时,巫师戴面具舞蹈以娱神,让神灵附在面具上,达到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巫师代表鬼神向人们传达神灵的旨意。现代京剧、川剧等剧中人物的脸谱,现代流行的化妆舞会中的面具等都是面具的一种褪化了的表现形式。
       这一件小巧的铜人头像,长眉秀目,直鼻阔口,神情冷峻肃穆,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在造型、风格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在形体上的差别极为悬殊,三星堆的铜人头像与真人头像大小相当,而金沙的铜人头像很小,高度只有三星堆的四分之一。铜人头像中空,很可能是要套在某个柱状形的物体上作为其顶端的装饰使用。在这点上,与金沙遗址出土的木雕神人头像很相似,木雕神人头像的下端是插在某个器物之内。

       关于铜人头像的身份,有人认为是巫师的形象,有人认为是国王的形象,有人认为是祖先亡灵的形象,不管是什么,铜人头像是古蜀人的崇拜对象,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头像的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两个遗址在宗教信仰上的共同性和在文化上的紧密传承关系。
       这件铜人形器赋形怪异,塑人形四肢而省人头,其颈圈齐整,原或有头形器与之套接,推测系某种巫术行为的重要道具。诸器风格神秘奇诡,莫可究诘,显与三星堆古蜀文化精神一脉相承。
       这两件石跪坐人像,是所出石跪人像中保存最完整,形象最生动的。人物形象丰满而传神,面部表情丰富,雕刻细腻,头顶的发丝清晰可见,眼睛的眼珠和瞳孔都精心雕刻。人像造型成熟而稳重,形象丰满而传神,雕刻技艺简练而娴熟,是中国古代石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右上第一组)
       玉在古代被上层社会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常加以收藏或作为馈赠的礼物,海贝是生长于海洋沿岸的生物。海贝由于其形体较小,便于携带,所以在当时也常被当着等价的媒介物,用于商品的交换之中,以后又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玉和贝在古代社会中都曾作为货币使用。金沙出土的这件玉贝形饰玉质晶莹,质地细密。器身正面为弧背,背面平直。两侧边中段有四个较浅的齿状突起,器中部有一纵向沟槽,沟槽两侧有十四排对称排列的浅凹槽,表现出海贝的齿纹。沟槽顶端有一穿系用的小孔,孔上小下大,器身背面光素无纹。此件玉海贝玲珑晶莹,不仅充分表现出了古蜀玉工的精湛技艺和制作水平。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玉雕动物种类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件阳线雕刻昆虫纹的玉牌形器。工艺技术水平极高。阳线雕刻,又称“减地起线”,即是利用浅浮雕的技法,在玉器的表面磨出凸起的纹饰。具体方法是把起阳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这样使阳线自然的凸起。阳线略浮起于器表,阳线下的地子被修磨得平整光滑,每道阳线纹粗细均匀,圆润光洁,在线纹拐弯处完全不见歧出的痕迹,其纹饰刻划婉转流畅,显示出金沙玉工高超的制玉技术。
这件玉凿玉质温和细润,器表自然呈色与沁色并陈,色彩缤纷艳丽。通体打磨抛光,制作极其规整,没有使用痕迹,应是一件精心制作的玉质礼器。
       这件玉凹刃凿形器一面平直,一面外凸。平直的一面上部有一褐色、黄色相间的云朵状沁斑,其下还一抹淡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团状沁斑,斑中又有白色的筋条状斑,整个器表就像一幅天然的山水图画。这件器物的器表上还保留了多道细密的擦痕,抛光从上向下,非常清晰。在左侧边距刃沿4厘米处还有一小凹窝,凹窝内可见垂直于侧边的短磨痕,与其他磨痕的方向相反,这就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古人抛光打磨玉器的基本方法。
       这件有领玉璧体型巨大,制作极其规整,通体打磨抛光。由于光的作用与土壤的影响,此器出土时出现了阴阳两面不同的色泽效果。这可能是因为器物埋藏很浅,其上的覆土很少,甚或其上根本就没有覆土,这样,向上的一面就容易受到阳光照射的影响而形成现在的多彩色斑;而向下的一面因不易受到阳光照射的影响,就保留了这件玉器本身的色泽-浅白色,但是在这一面上的褐、黑色斑块则是受到土壤中矿物质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推测在这件玉璧阳面的局部得到证实,该件器物在出土时,有两块美石放置其上,在这两处就形成了两个白色的斑块,这就是因为两块美石遮挡了太阳光照射的缘故。这件有领玉璧阴阳两面不同的色泽充分体现了玉器自身因矿物质成分分布的不均匀所富有的神秘变化以及大自然所拥有的神奇魅力。
       这是一件牙璧。牙璧是古代玉璧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外缘一般都有三节或四节牙状突起,或附有多少不等的齿状饰。清人吴大???凇豆庞裢伎肌分形蠼?庵衷谥茉涤写?莸难佬瓮黄鹱吹钠魑镉搿渡惺?舜典》中记载的“??玉衡”相联系,认为是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构件。现“??”一说基本不用,大家基本都按照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所作的定名“牙璧”称之。牙璧大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盛行于龙山文化,延续到商代和西周,而在有领璧形器周缘开出四组齿状突起的形式这是首次发现。有领璧形器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出土,多制作精美,可能是商周时蜀地较为流行的一种玉器种类。此件四出有领璧形器体大厚重,表面打磨平滑,极可能是金沙本地玉工别出心裁的一种自我创造,因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这件玉矛外形就像一片柳叶,质地致密,温润光洁,清澈细腻,完全没有受沁的现象;器物的制作也是极为精细。在器物的中部磨出一道凸起的脊棱,好似树叶的叶脉;两侧边磨出尖薄的边刃,但脊棱与两侧边间过渡自然,线条圆润,整器显得含蓄典雅。
       从造型上看,这件玉矛没有明显的?部(器下端装柄部位),呈现出矛的早期形态,与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青铜矛在形制上有较大的区别,但器身呈柳叶形的主要特征却为该地区后期青铜矛所继承。
       玉镯: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选料讲究,制作极为精细的玉镯。玉镯数量较多,选料特别精细,圆周极其规整,打磨也非常精细。这种形制的器物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有较多的发现,出土时多戴在死者的手腕上,因此,金沙遗址的玉镯很可能也是带在手腕上的一种装饰品。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太阳神鸟”金饰的原件。这件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的器物,是我们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2001年2月25日,“太阳神鸟”金饰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场所内。它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为金沙遗址中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它的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镂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我们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对“太阳神鸟”金饰进行的显微镜观察表明,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
       日出日落,昼夜变化,四季更替,使远古人类直接感受到了太阳的强大力量。对太阳的崇拜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还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太阳和神鸟的记载。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乌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沙遗址除“太阳神鸟”金饰外,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太阳帽,带柄铜璧上也刻划有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鸟,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鸟形文物。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大量与太阳和鸟有关的文物,如太阳形铜器和栖息有九只鸟的神树等。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族号为“开明”,“开明”本来就是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的词汇,所以东晋时的常璩才将他的四川地方志书称之为《华阳国志》。开明王族的家族墓地--商业街船棺墓的棺木上也刻划有与太阳崇拜相关的图案。由此可见,崇奉太阳是古蜀族的习俗。其实崇奉太阳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这在考古资料中有大量的实证。从北到南,由东到西,从远古到近代都发现有与太阳和鸟相关的文物。在西北,仰韶文化文化陶器上所绘的鸟纹,其背上驮一大圆点,正是太阳鸟的形象;在东南,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八角星纹玉版和太阳纹玉鹰,在良渚文化中,太阳和鸟纹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代表神权与王权的器物上,如玉璧、玉琮上的一些刻纹;在东北,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人头上立有玉鸟;在东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了与太阳有关的符号;在中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有呈旋转状的太阳纹;在华南和西南,铜鼓的鼓面中心也常常装饰为太阳纹。到了汉代有关太阳与鸟的文物出土更多,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只金乌栖息于太阳中,满城汉墓里有鸟衔太阳铜灯,汉代画像砖上还有双凤衔日图像。以上这些实物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崇拜太阳及阳鸟的真实写照。
        太阳也是世界很多古代民族的崇拜对象,埃及的“霍鲁斯”神就是太阳神,古希腊的神话中的阿波罗也是太阳神的化身,印度的“因陀罗”被尊为太阳与光明之主的天神,古玛雅文化的太阳神庙至今仍巍峨壮观。这些古代民族与中国古代民族一样,也往往将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中美洲马雅人的太阳神也与乌鸦相连结。
       为什么古代民族会把鸟和太阳联系起来呢?鸟,在空中任意翱翔,给人类以无限的遐想。空中飞翔一直是人类的梦想,直到20世纪,人类制造出了飞机才变为现实。在古人看来,太阳没有鸟一样的翅膀,何以东升西落?太阳的运动一定是靠鸟的飞行来完成的。
       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金饰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古代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十二道顺时针旋转的光芒与四只逆向飞翔的神鸟,表达了远古先民对太阳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太阳神鸟”是希望的象征,体现了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四凤朝阳,祥瑞吉祥,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太阳神鸟给人以巨大的感召与动力,并伴随着现代中国一起腾飞。
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 蜀志》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 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结束语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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